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在记者采访时则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对目前我国就业问题也有一定影响。他认为，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

　　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如果说，中国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出现这种经济增长、劳动岗位不增反减的现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的话，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政府有意选择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这样指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那么，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不仅在思想理论界，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事实上，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题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尤其是追求GDP的高增长。

　　这种发展战略给就业带来的后果，“一是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正在趋于激化，二是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正在趋于激化。”陈淮对记者说。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护”将成为最明显的呼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因此，“相比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赵晓说。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做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并做出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承诺，即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在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之后，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赵晓以瑞典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 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效率与就业是一对尖锐的矛盾。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要国际竞争力，还是要充分就业？要高效率，还是要高社会福利？理论和经验都证明，用牺牲效率和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这对于还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将要冒丧失国家竞争力的风险；而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又会使更多的人走入失业行列，这在收入分配日益两极分化的当下，要充分考虑被淘汰劳动者的承受力。从一百多年的积贫积弱中走到现在，中国太渴望富裕与强大了，因此，选择效率和追求GDP的增长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深厚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度，现实的国情决定了贫富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机制天然地偏向效率，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任务只能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因此，从政府角度来讲，照顾弱势群体的手段就不能仅仅表现在像“扶贫”和“再就业工程”这样的经济支持和物质援助上，还要运用政治的手段，给弱势集团舆论和道义的空间。因为，说到底，市场机制必须要有民主制度来加以制约，否则，只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是以就业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要根据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运行情况来不断做出判断和调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调整发展观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解决就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仅靠市场之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

　　6月上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对策研讨会”。几乎有关这方面的权威人士都出席了会议。尽管会上有很多争论，但是，调整发展观却是专家们达成的一致共识。

　　专家认为，对于愈来愈汹涌的失业大潮，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用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至少在“十五”及以后的若干年内，国家的政策选择应以就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优先目标，而不能将就业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并把它看成经济政策的副产品。特别是在当前，整个社会的发展战略应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为此，他们提出：一要解决长期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就业率提高的问题；二要解决就业和失业统计体系不完善、信息失真、传递不通畅的问题；三要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部分地区所有制、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吸纳劳动力能力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