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西部，有一座曾经“赫赫有名”的煤电之城———阜新。据说阜新取之“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这座因煤电而立、因煤电而兴的城市，如今仿佛走到了尽头。煤、电曾是这座城市的两个翅膀，而今煤炭资源已近枯竭，火力发电也是望煤兴叹

　　□本报记者张志勇

　　阜新距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沈阳也就200公里，但记者由沈阳驱车去阜新，竟用了近4个小时。进入阜新境内，由于公路在全面翻修和加宽，所有进出阜新的车辆都得从一村庄的土路绕行。

　　阜新地域广阔，是辽宁省人均占有土地最多的城市，人均占有耕地6亩，然而连续3年的干旱，使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941元。而今年，辽西的旱情又显得格外严重。在行驶的路上，记者发现，所有大小河流都已干枯，眼下虽已进6月下旬，但大面积的土地仍没有耕种。记者在路边停下，和一老农攀谈起来，老农说：“天这么旱，种下的种子长不出来，等于白往地里扔钱，你没发现地里的草都卷叶子了？”阜新的旱情使本就不景气的阜新经济雪上加霜。

　　记者在一位当地人的帮助下，来到在亚洲都是屈指可数的海州露天矿，站在一座楼的阳台上，凭栏远眺，灰朦朦的天，犹如一个巨大的铅块压在海州露天矿的上空，让人透不过气来。但眺望这方圆6平方公里的露天矿，又显得格外壮观。可想而知当年这里曾是一片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热土。

　　海州露天煤矿自投产48年以来，累计生产煤炭两亿多吨，上缴利税30亿元，但这些都是昨日的辉煌，而今的见证是：无法填平的盆地，堆积如山的煤矸石。一位矿工对记者说：“这里已没多少煤了，不久也将关闭。”据矿上的干部介绍说，今年2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一行来到海州矿，当李副总理听完海州矿矿长的介绍后说：“过去的海州矿很辉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虽然眼下很困难，在转型，但在转型过程中仍然做着巨大的贡献，同样也很辉煌。”矿工们听着副总理的话，个个都眼含热泪。他们深知眼下的辉煌，是面对经济转型所需要付出的勇气和沉重的代价，是一种悲壮的辉煌。

　　无法回避的现实

　　几十年前在辽宁就流传这样一段对辽西阜新的形象概况：一条街两岗楼，一个公园两个猴，一年刮两次风，一次风刮半年。解放初，这里只有5万多人。新中国成立之后，阜新因煤而兴，因煤电而成市，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煤电生产基地之一，而今市内人口78万人，被煤所困，被称为中国“经济老区”。

　　据了解，阜新早在1774年就开始产煤。解放不久，这里一度曾由阜新矿务局代替市委、市政府的管理职能。早在“一五”时期，国家就把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中的4项工程安排在阜新，矿务局就有3项。当时海州露天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矿。53年中，阜新累计生产原煤5．3亿吨，发电1500亿千瓦。

　　然而，进入市场经济以后，1986年新邱区两座煤矿报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阜新地区煤炭资源枯竭，煤炭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煤炭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导致阜新矿务局从1994年就开始拖欠职工工资，年年都有下岗的，有的拖欠工资竟达16个月。不知有多少矿工是含着泪离开了几十年、十几年和几代人赖以生存的矿区。近几年内，海州露天矿也将因煤炭资源枯竭而闭坑。目前40万的矿工已有20万人下岗失业，与此同时，与煤电相关的地方企业也面临着关闭停产的境地。全市处于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就有19．98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5．4％，已远远超出“警戒线”。“九五”以来，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7％。去年全市财政收入仅4亿多元，目前煤电仍占全年财政收入的34％。三年大旱，70％是贫困人口。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几十年的开采所造成的采煤沉陷问题，在近三年呈现爆发的趋势。据权威人士说，在近200万平方公里的采矿区内，民宅、医院、学校和道路、公用设施都面临着随时塌陷的危险。

　　记者来到一家三代人都靠采煤生活的矿工家里，他们含着泪说：“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更何况我们也不想离开这里，我们死就死在这。”目前这个家庭主要靠卖菜为生，据说这还算好的。

　　市内有班上的工人平均月收入在300元左右，电厂还算好些，月收入可在1000元以上。据阜新市政府的一位官员介绍，目前每月全市税收在1000多万元，而全市的公务员每月所需的工资在4000多万元，由此可见该市的税收对政府来说是“杯水车薪”。

　　地下资源是不可替代，尤其是对资源型城市来讲，资源的枯竭，对这个城市就意味着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的毁灭，没有了这一“生产资料”，这个城市也就没有了财富的生产和创造。

　　客观地说，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萎缩，在我国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据了解我国目前已有400多个资源型的城市，有20％的城市和阜新的情况差不多，目前全国有80多个城市已到了类似阜新这样“已走向尽头”的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和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但又必需得跨越的屏障。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与经济转型已成为一个共同性的课题。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等资源型城市，也都面临着这一经济转型的“屏障”。然而从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实践来看，尽管有着巨大的财力支撑，但转型的实现需进行几十年。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实现资源型的城市转型比完成经济转型显得更加艰难和困难重重。

　　转型不能一蹴而就

　　像阜新这样，一个城市有着数量如此之多的城市贫困人口在全国还是不多的。作为煤电之都的阜新，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它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而是一个城市的全面的转型，这主要来自于一个城市整体生存的压力。只靠政府的救济和经济的扶持，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和眼前的困境，无法实现一个城市的全面的转型。怨天尤人、苦闷彷徨、自报自弃、等待怜悯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自强不息的阜新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的已早就放下镐头，拿起了锄头，扔下矿工帽，推起了卖菜车，在自找出路、自找饭吃。然而实现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和解决大批的失业人员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阜新在迷惘中寻求突围，客观地说，几年来收效甚微。

　　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成为困扰阜新市委、市政府和辽宁省委、省政府的一道难题。同时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产业的转型问题，已成为辽宁省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去年辽宁省就明确“继续推进资源枯竭型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企业的破产关停和调整重组”。

　　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长薄熙来在阜新做了大量的调研之后，与去年两会期间专门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了阜新经济转型和沉陷区问题，争取国家的支持和指导。去年4月以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温家宝、吴邦国先后对阜新经济转型作了重要指示。李岚清同志又两次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阜新经济转型问题。并提出：“对阜新的未来要认真规划，要向非煤产业转移，由第二向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转移。要放开思路。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高效农业，力争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2月28日至3月1日，李岚清副总理率国家计委、经贸委、科技部、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农科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就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问题到阜新进行工作调研，并确定阜新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把阜新作为试点、作为转型示范区，很明显，其用意是动一子而活全局，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新路子。阜新市市长姚志平说：这是党和国家赋予阜新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我们只有不负使命，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立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二次创业。

　　自去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专门研究阜新经济转型后，国家有关部门帮助阜新制定转型方案。同时国家对阜新市申报的14个拟破产项目，经审核分两期列入破产计划已批复海州立井一期工程、阜新液压件厂10万台汽车动力转向泵的技改立项。中国人民银行协调各专业银行为阜新破产企业核呆5．37亿元。财政部拟在采煤沉陷区治理、安排养殖和蔬菜大棚项目启动资金反面给予支持。国土资源部帮助阜新论证矿区采煤沉陷区、矸石山复垦治理规划，把排土场复垦项目作为土地整治示范项目等等，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使阜新的转型不再是“孤掌难鸣”。

　　阜新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计委主任刘文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阜新市委、市政府就加快阜新经济转型做出了决定，明确了目标。阜新计划用9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经济转型，前4年着力培育自身发展能力，为全面实施经济转型奠定基础，后5年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从现在起到2005年，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把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和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与现代农业相关的第三产业，新上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完成矿区沉陷区与居民搬迁和综合治理工作；从2006年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现代农业体系，形成具有阜新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初步建成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市和节水城市。人均GDP、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地区劳动就业供需基本平衡。

　　这些使阜新人看到了新世纪给阜新人带来的新曙光。用市长姚志平的话说：全市人民有了干劲、有了方向、有了奔头。地下无煤，脚下有路。

　　要远近结合

　　从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经验来看，15年能完成经济转型都是一种奇迹。而对我国来说，资源枯竭地区的经济转型，在我国还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客观地说，我国在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来运作，还没有成型的路子。阜新转型的方案、规划、目标都已明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又逼得阜新人又不能不去面对。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矿工在思想观念上还不能适应，矿工在矿务局的体制下工作几十年，一切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是靠矿务局来定的，一些矿工就对记者说：“那要看矿上怎么定了。”更可笑的是，李岚清副总理和部委的一些领导来过矿上以后，还没几天，就有些老矿工来到矿务局要报销医药费，说：“总理都来了，并拿了很多钱，应该发钱了。”事实上，矿工的这种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来源于固定的思维模式。多少年来，生老病死，都是矿上的事，离开矿上，就不知该怎样生活了。同时几十年形成的产业工人的大合作，当自己一个人来做什么事情时，就不知该怎么做了。集体没了，作为个体时，就变得很沮丧和失落。尤其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什么也不想做了。

　　据了解，阜新今年计划安置失业人员3万人，引导他们由原来的一产，进入三产。也就是由矿工变成农民，去搞农业，由吃井下的，到地上搞种植业。虽然政府也在不断地搞技能培训，但仍是有很多人不愿去。有人说：“挖了一辈子的煤，到头来又得重‘回炉’，种花、种草的，还有养鸡、养猪，养不活怎么办？还不如就这样，等等看，而且也不光就咱一个人，林子大，饿不死麻雀。”

　　客观地说，阜新目前所提倡的现代农业，是效益型农业，不是高科技农业，是一家一户的劳动。其目的就是解决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对搞现代农业的，阜新采取的是自己拿一部分，银行贷一部分，当地财政补一部分，国家再补一部分的办法。然而“自己拿”这部分谁都不愿拿，或干脆就拿不出。最近，市里准备让200户下岗人员进大棚，可这200户怎么也落实不下去，做了动员，只落了49户。最后没办法，街道又补500元，才勉强落了170户。

　　养100头猪，需要近4万元的流动资金，然而信用社只给农民贷款，不能给工人贷款，职工手里没钱，想养猪的也养不成。这一切成为阜新在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记者在阜新市郊的一个现代农业示范点看到，成片的大棚倒显得非常壮观，这里绝大多数人是从矿上下来的。一位姓董的男士和他老婆正在给自己的大棚加遮阳网，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他们种的是食用菌，由于天热，所以要给大棚顶上遮阳。这位姓董的男士在矿上干了15年，3年前他离矿时，矿上一分钱也没给他，去年，他们夫妻俩用2500元租了这个大棚，还好，一年下来，能挣1万多元，他们本想再租一个，但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食用菌的销路不用他们发愁，有老板负责外销，据说这些食用菌是出口的。

　　几万名矿工变农民，这一转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困难重重，这种困难来自每一个个体，来自很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上的新问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阜新计划今年启动15个农业园区和50个专业养殖小区。目前，阜新本着产品有市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要求，已启动了10个园区，总投资7000万元，其中，市政府拿出1100万元作为补贴，从而来带动5900万元的社会投资。这一切显然都是实现失业人员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在对阜新今年以来的经济转型情况的了解和调查中，很多项目仍是在建设和即将建设过程中，计划多于实际的操作，目标融于计划之中，市领导叫得响，而大批的失业人员和矿工仍还是不紧不慢地生活着。阜新市中心有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广场，傍晚在广场活动的人很多，有人在扭秧歌，有人在跳健身舞，这多少还让人感受到一点都市的活力。但在广场的边儿上，记者见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地坐在路边的花坛上，朝广场里观望，好像他们是外乡人，在那还带着些渴望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茫然的神情。这不禁让记者想起一位老矿工说的话：“我们已习惯了地下的生活。”

　　眼下阜新市委、市政府正大张旗鼓地宣传经济转型和安置就业，组织巡讲团、搞培训、树先干起来的典型，当地的媒体也在创造转型的氛围。在城市的周边，记者看到很多新栽下的小树，据介绍这是按照李岚清副总理的要求，加大生态环境的建设，今年大规模植树造林，目前已完成造林46万多亩，虽然是旱年，但这些树仍顽强地活着，并长得很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