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曼·福斯特开口谈贝聿铭无疑是特大号新闻。这两位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普利茨克奖的获得者数度“狭路相逢”，已是各国建筑师津津乐道的话题———

　　20年前在福斯特完成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之后，贝聿铭匆匆从美国赶来，在汇丰银行的边上，设计了另一家银行的大厦———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汇丰银行大厦以其开创性的内部空间设计，为福斯特赢得巨大声誉。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却以其节省三分之一钢材的纪录以及蓝宝石般的外观，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在这两个银行大厦的较量中，贝聿铭似乎稍占上风。但几年之后，福斯特在香港完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香港新机场的设计，名震天下。

　　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德国柏林。两德统一后，福斯特担纲德国新议会大厦的设计，在一个老建筑的顶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其杰出的建筑手法使之成为德国统一的标志，并每年招徕300万游客。而在这之后，贝聿铭又来到柏林，应德国总理科尔之邀设计了另一处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建筑———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今年5月这个新馆开业之时，整个柏林都陶醉了。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柏林为贝聿铭欢呼”。

　　在中国出生、在美国执业的贝聿铭今年86岁；在英国出生、在美国留学并返回故里的福斯特今年68岁。从年龄上看，他们是两代人，但作为先锋人物，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到精细阶段，使之从实用的技术演变为完美的艺术。

　　日前，因出席中国建筑学会年会而在北京匆匆逗留了24小时的福斯特，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在得知笔者近几年曾3次采访贝聿铭之后，他的眼里立刻流露出兴奋之情，谈话就从贝聿铭开始了。

　　“并不能说我和贝聿铭之间存在竞争。”福斯特首先为话题的“性质”定下调子，“你要知道，我们俩的作品是在不同的时间完成的，而且各自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所谓的竞争是不存在的。我在香港设计了汇丰银行大厦之后，这个城市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对建筑高度的控制放松了。这样，贝聿铭就设计了一个更为高大的建筑。但是，香港汇丰银行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经验，20年后，这家银行又邀请我们在伦敦设计了他们的大厦。”

　　（图）贝聿铭设计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

　　说到这里，福斯特拿出笔和纸，边画边说：“你看，过去的高层建筑都把管道、电梯、卫生间等安排在中心位置，而在香港汇丰银行，我们则把这些设施放到了建筑的两侧，使内部成为一个大空间，不但能灵活地使用，还可将太阳能从顶部引入，并予以重新利用。这种全新的结构，已使这个建筑成为当地的象征，并被印到了港币上。”

　　“我们在东京设计的千年塔，也采用了这样的思想，在建筑的内部断开几层使外部环境能够渗入，以解决生态问题。法兰克福银行也是这样，建筑是空心的，实体建在外围，隔几层我们就建一个可让人休息与交流的花园，使建筑物的能耗降低为一般办公楼的五分之一。在伦敦瑞士再保险公司摩天大楼的设计中，我们所进行的每一次建筑变形，都是为了实现建筑物的自然通风。”

　　这时，笔者又把话题拉回到贝聿铭身上：“听说你在设计香港汇丰银行的时候，曾考虑过风水等中国文化的因素，贝聿铭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设计中也是这样。而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一些建筑师则爱采用中国式的屋顶，对此，贝聿铭表示反对。他说，这不会成功，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这么高的建筑。于是他就把中国特色做到了建筑的内部，比如造一个室内园林等。你欣赏这样的手法吗？”

　　“是的，贝聿铭在许多建筑中采用了竹、石等中国园林的手法，这是很好的尝试。”福斯特说，“尊重当地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时必须明白，我们现在是在2003年从事设计工作了，今天的观念跟100年前比已有很大不同了，所以必须考虑到现在的技术、材料、文化、气候等因素。我们所进行的设计，只能是属于那一个场地的设计，它是不可能被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建筑必须反映当代的特点。”

　　说到这里，福斯特向笔者表达了他对贝聿铭的故乡中国的情感：“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上一次是在今年8月。我还没有时间看北京所有的建筑，但已经看到的都很好。我和夫人正准备在北京找一个中国老师教我两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学中文呢。从小就能够接触到各种文化，对他们的成长是有益的。我的办公室有38位建筑师既会说英文，又会说中文，我希望他们能到中国做项目，到时候我也跟着来，带着全家一起来，这对我的孩子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问我对北京的印象如何，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我的夫人来回答，因为她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福斯特以动情的口吻说，“如果你去问她，她一定会这样说：从飞机降落到由机场进入城市，我们都感到这里的文明程度很高，机场的一切井井有条，从高速公路到我们住的饭店十分便利，道路两旁的树木、景观都很整洁。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和谐的景象，并从心里感到了希望。”（国际地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