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同样的一套政府结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因而，我们在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开药方时，对于中国的治理结构不能全盘否定，不能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涨和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地方政府。有媒体惊呼，在地方政府参与结成的利益联盟下，长期以来，甚至连房地产开发商拥有土地的数量以及获取土地的价格都成为业界的“绝密”，购房者对此更是一头雾水。

　　正因如此，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就成了房地产新政的重心。新近出台的“国六条”明确要求各地区、特别是城市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把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控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目标责任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本质上，此番新政更加直接地向地方政府提出了积极配合调控的要求，而地方政府对这些要求能落实多少，也就成了调控能否成功的关键。

　　政府和公众的如上认知无疑是准确的。不过，笔者想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混乱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转轨特征在政府治理层面上的表征。实际上，中国一连串儿的事情都可以在政府治理上找到解释。并且，也只有了解中国政府治理的特征，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的这么快，同时另一些问题又屡禁不止。

　　那么，中国的政府治理有什么特别的呢？笔者倾向于这样概括：中国是在地方分权的体制下，中央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标准来考核地方官员。

　　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比“同行”更好的政绩，往往会采取“与邻为壑”甚至是“挖墙脚”的策略。正是在这种政府治理的架构下，很多看似奇怪的事情却在中国普遍地发生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省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却高于许多国家之间的壁垒，北京和上海之间公路的收费总和甚至超过飞机票的价格。几乎每个政府都把汽车、高科技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在基础设施上不遗余力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却不屑一顾。

　　可以说，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成本是高昂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妙处——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世界上最关心经济增长的政府。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曾用“为增长而竞争”来概括中国经济的这一关键推动力。要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就必须从政府的行为中找原因。

　　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教授和哈佛大学的施莱弗教授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同样是转轨国家，同样是实行分权，中国和俄罗斯的政府治理和经济绩效表现出了极大的反差。这两位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在中国，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能量来对地方进行奖惩。而在俄罗斯，分权的背景是蹩脚的民主，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惩罚或奖励地方政府。

　　由此，回到房地产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另一项巨大成本。显然，对于房价的上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有着高度一致的目标。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并成为GDP的支柱，还为官员们带来十分显眼的政绩甚至灰色收入。因而，地方政府是房价上升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意味着，要规范房地产市场，必须要从政府治理出发才能找到治本之策。

　　与此同时，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同样的一套政府结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因而，我们在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开药方时，对于中国的治理结构不能全盘否定，不能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