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问题成为社会评说的热点，城市外来常住人口依然与之无关，本来这是个有些奇怪的现象，却仍被熟视无睹。

　　首先，从缓和城乡差别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上考量，社会保障不应存在“内外有别”现象；其次，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乃必然趋势，歧视外来人员没有任何道理；再次，外来常住群体，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小白领，都为所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理应和户籍人口同工同酬，也该享受相近的社会保障。

　　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为1亿人左右，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2000多家企业的调查表明，外地员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以上海为例，外来常住人口约为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全市就业人口约40%。这些数字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应被忽视。

　　从现实角度出发，在财力有限和本地居民住房保障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能苛求地方政府一视同仁地对待外来弱势群体，但有必要遵循“分类解决、分批保障、租赁为主、购买为辅”的原则，对需要帮扶的外来群体进行划分，并分步解决。

　　现阶段，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户籍控制仍旧非常严格。现实社会中，存在一批与这些城市户籍人口具有直系或夫妻关系的外来人口，比如上海规定夫妻两地分居满5年才可以迁入另一方的户口。这种由于历史原因或现存制度造成的不太合理的事实，使他们当中的中低收入群体虽然实际上生活于城市，却难以享受当地住房保障。这一群体总量并不大，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有责任解决其住房保障难题。

　　对第二类人群，即连续工作3年（或5年）以上、具有正式劳动合同的低收入水平务工人员，应让其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房或低租金的市场型租赁房，或者由政府给予货币补贴。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以单身或两人为主，政府在新建公共租赁房时应设计一些宿舍型的集约化住宅。另外，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多集中分布于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政府可以引导、资助、监管这些企业逐年修建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廉租公寓”。去年，由浙江省多个部门撰写的《我省房地产发展与城镇保障现状与对策》中，对此已有所考虑。

　　自2002年上海首开先河以来，部分城市陆续推出了以人才引进为主导的居住证制度。连续3年（或5年）获得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如果其收入水平符合要求，应享受购买当地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权利，这就是第三类人群。目前，只有北京的居住证制度允许外来人员购买经济适用房，多数城市尚未考虑。

　　对第四类人群，即工作半年以上、有正式劳动合同、大专以上文凭、属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低档次的，政府可为其提供“政策性周转住房”，这种房子全部是宿舍型集约化住宅，租期不能太长。目前，个别城市开始研究对策，如《郑州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年)》明确要建“周转住房”，主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特定人群的临时性住房困难。

　　前段时间，北京制定限价房的购房标准时，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外颇惹争议，抗议者多是“北漂族”中有相当财力的群体。而相较之下，处境更惨淡的底层外来务工人员，连租房都困难，又有谁帮他们呐喊，为他们解困呢？各地政府在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请切莫忘了外来草根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