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改革 关键在于监管
记者：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体系改革，您如何看？
朱海斌：发展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必然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这其中包括股市、债市、信托及其他非银行融资渠道。推动不同形式的融资体系安排也必然是政府要走的方向。
关键在于监管必须跟上。在监管、市场自律没有跟上时，新业务出现必然会成为资金套利、监管套利的场所。尤其在一个新市场快速发展的初期，会形成很不好的市场行为与市场习惯，这对市场的长期发展不利。
单就股市而言，股市发展比房市、债券市场早，早期规模成长也较快，但在2007年下跌之后，股民信心出现很大问题。这其中有信心的原因，也有基本面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制度的原因，资本市场的自律和监督需要退市机制。债券市场方面，近两年来发展很快，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违约事件发生，理财产品市场目前的状况也差不多，这和大部分国家的常态不同。
记者：在您看来，市场存在这些状况的原因在哪里？
朱海斌：一方面，改革的细节没有做好，导致一些好的政策带来不好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体系不完善和部门之间相互打架。比如，影子银行风险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银监会都早在2010年就提出并着手整顿，但是，管了银行，却没控制住非银行融资。
记者：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您认为在金融改革领域会有一些措施出台吗？
朱海斌：据我们的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大方向上将会延续十八大报告的核心思想，在重点领域会有一些方案提出，例如已经在做的金融改革，包括已经实施的贷款利率放开、上海自贸区等举措。市场参与者还比较期待的是财税以及土地改革方面是否有更可行的措施出台。
创新是经济增长新引擎
记者：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新的增长引擎，您如何看？
朱海斌：中国未来5到10年增长率有多高，取决于生产率提高有多快，而这主要靠创新。
劳动力、投资、劳动生产率是观察一个国家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指标。劳动力方面，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速下滑，正在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赤字，对GDP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投资方面，虽然整体投资在GDP比重下滑，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需求使得中国在投资方面尚有空间，但是，投资效率低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如果GDP要达到预期目标，就主要靠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这就涉及技术创新。要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技术升级必须向中高端领域延伸。
就具体的增长机会而言，我们看到两个差异给中国带来的机会，即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前者对应的国家战略是新型城镇化，后者对应的国家战略是发展中西部。
目前，沿海地区的GDP是人均1万美元，中西部约为5000美元，前者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上线，后者正好处在下线。沿海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提高生产率，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而中西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沿海地区的产业能否顺利地转移到中西部。后者也恰恰是中国相对日本、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有利的因素。当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到1万美元之后，很多国内产业不得不迁移到国外。而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是很强的推手。
从国际比较来看，拉美国家由于在技术创新最终走到瓶颈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在技术创新方面产生质的飞跃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则避免了此悲剧。
互联网金融 面临三个难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未来新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朱海斌：我认为，未来由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消费模式的改变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快速增长，但是"互联网金融带来革命"很可能是个伪命题。
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方面是个很大的优势，但必须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法律方面的障碍，法律禁止非法集资，这是互联网金融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互联网金融如果要正常发展就必须走到吸收公众存款的这一步，如果走不到，发展空间也会有限，不会成为市场的主导。
第二，退一步讲，如果它可以在某种安排下吸收金融存款，那么，针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大监管指标也一定要对它们适用，如资本金、流动性、存贷比等。在同样监管的前提下，互联网公司能否适应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互联网企业将大数据与金融业务相结合需要有创新突破，因为许多互联网数据目前尚无法直接用于解决金融业务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记者：除了技术创新，您认为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中国还有哪些可以开展的举措？
朱海斌：我认为，未来，除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应加快退出步伐，让权放利给市场和民营资本。举例来说，设立民资银行在金融领域提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得以真正的实施。不是说一定是私营经济形式会更有效，但世界经验证明，在市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私营确实比国营更有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中国近几年一直在反复，国家在经济中发挥在作用总是在发生变化。我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政府的主观意愿。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各个部门的利益动机不一样，最后可能唯有通过市场倒逼，一些破除垄断的改革才能开展。
·人物简介·
朱海斌于2011年9月加入摩根大通，任摩根大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此前，朱海斌于2001~2011年任职于国际清算银行，先后担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专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传导，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研究成果发表于许多专业学术期刊和国际清算银行的各类刊物，并在房地产和金融学研究方面获得多项国际学术论文奖。
朱海斌于2001年获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94年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