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一口气推出13幅住宅用地。这次被誉为广州史上“最大的土地盛宴”，一天之内就拍出了番禺、花都和白云区的“地王”，其中云祥路地块更成为全省“新晋地王”，以每平方米18729元的价格，大幅超越一个多月前东莞创下的15243元的“广东地王”纪录。

　　政府出手豪爽加大土地供应，缓解住宅供求矛盾，开发商再也不能以“地荒论”推高房价。然而，开发商出手阔绰高价买地，“面粉贵过面包”，又有了“贵地论”作为继续推高房价的理由。政府虽然一日之内有近百亿元的卖地收入进账，却不得不再次面对“房价越调越高”的尴尬局面。其实，“地王”群起并不限于广州，如杭州钱江新城一地块5月曾拍出楼面地价每平方米11759元，比去年出让的市中心“地王”楼面单价还高出近千元。难怪北京的一位“地产大佬”调侃：“有人说宏观调控是在整房地产业，但实际却让房地产业在宏观调控中受益了。每出台一些政策都在推动房价上升。”甚至公开扬言：“我们希望政府不断地宏观调控，因为调控一次，房价就涨一次，开发商就乐得合不上嘴了。”

　　持币待购的准买房者，本应是政府调控政策的受益者，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调控一次又一次沦为“空调”，仰望“地王”和“豪宅”之高而难觅斗室安身立命。调控不断失效，政府的住房政策公信力正大打折扣，证明着眼于调整供求关系、整顿市场秩序的政策调控已山穷水尽，也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的住房制度改革取向是此路不通。

　　近三年来，土地政策、利率政策和税收政策轮番出台，房价却以轮番上涨回应。每有新政打压资产价格，最终新政却成为房价上涨的理由。政策捉襟见肘，政府进退失据，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手头有多少土地筹码，而是只看到住房的一般商品属性，未顾及其特殊商品属性，导致政府角色错乱、市场规则紊乱、市场秩序混乱。以往的住房制度设计指望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而有效调控住房市场价格；如今却演变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甚至视高地价高房价为城市竞争力的体现。

　　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住房制度来看，至今未有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成功范例。由于住房的特性和住房市场的缺陷，低收入者群体难以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货币选票的淘汰机制，中高档住房的边际收益率高于中低价住房，只要需求旺盛，开发商“只为富人建房”，对低收入群体形成市场关闭。因此，正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所说：“基本住房保障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政府作为一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和管理者，担负着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保障全体居民基本权利实现的职责，因此是构建住房保障体系和制度的主体。”

　　面对地价房价飙升，政府手中有多少土地筹码、市长发出多少豪言壮语并不重要，关键是看政府是否回归本位，是否体现住房保障的“主体意识”，是否承担起住房保障的“主体责任”。香港实行土地批租制度和公屋制度，在房地产大规模开发、地价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公屋制度解决了众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到1997年，全港650万居民中居住在出租公屋、政府补助出售单位的人口达331.38万，占全港人口的50.97%。尽管这种“以地生财”的高地价政策在亚洲金融风暴后饱受抨击，但无可否认的是，土地批租与公屋制度并行，使香港平稳度过了经济起飞和人口膨胀的发展阶段。如果只有高地价而无公屋制度，住房的供求矛盾最终演变为社会矛盾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