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1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中，山东平阴县国土资源局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测绘

　　30年前，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轫，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成为中国第二轮“土地革命”；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议题再次锁定土地与农民。在改革的关键节点上，农村改革，尤其是土地的改革注定被寄予厚望。能否通过此次改革，使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隔绝与不平等，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社会发展与进步，或许正是本次全会的题中之义。

    一个失地农民的上访

    张德发今年45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他的上访之路已经走了8年。

    张德发的上访起因是土地。和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一样，几年前，他所在的村庄和土地一起被征用，如今是一大片高楼华厦。

    作为近郊农民，2002年，张德发所在的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东五桥新村，和其他4个村庄一起被整体拆迁。从那时起，数千亩土地“易主”，先是由集体转变为国有，再由政府转让给开发商，“张德发们”所得到的只是每亩2.5万元的补偿款。

    这是一笔怎么算都“划不来”的账。

    村里平均耕地是每人1.3亩，张德发和妻子两人的耕地大约3亩，征地补偿下来也就是6万多元。他家原来是自建的房屋，拆迁后，他所在的村庄被迁移到附近，倒是住进了整齐划一的二层楼房，可住进来要补差价，原来的房子每平方米平均补偿了200元，新房子的价格却是每平方米400元。就这样，他总共交了约7万元后，终于住进了楼房。此时，他发现自己除了频频发生质量问题的这座小楼外，已经一无所有。

    让他们疑惑的还有，明明签订的协议里是每亩3.9万元的补偿款，到了他们的手里却成了2.5万元。另外的1.4万元，说不清道不明地被截留了。

    张德发和几个村民代表开始上访，可就在上访的路上，又发生了怪事。征地后村里留下来的约14亩“保命田”，在2005年的一天，突然被某楼盘圈住，盖起了住宅。

    而这14亩地是如何被出让，以什么价格被出让的，村民们并不清楚。

    因为这些“糊里糊涂”的土地问题，张德发每年都会去北京上访两三次。在多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这个倔犟的男人越发固执，他说，就是砸锅卖铁要把上访之路坚持下去。

    张德发的遭遇决非孤例。曾有人调查，近年来，全国的上访事件中，40%与土地有关；全国范围内，因土地征用引起的群体事件也屡有发生。

    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却无法在涉及他们的“身家性命”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土地乱象”愈演愈烈，通过各种名目的征地而使农民与农村愈发穷困的事实，已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

    不能让农民“光身子进城”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中国，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都一直是治国者的理想。今天，当新一代的农民开始走向城市，城市化的进程席卷更多的乡村与土地时，对明晰土地产权、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要求，已经很紧迫了。

    普遍认为，中国的第一轮“土地革命”通过土改，将土地分给了个人。但其后，人民公社将土地再次变为国家所有。因为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到1978年时，农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最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着“杀头”与坐牢的危险，实行大包干，开始“单干”。由此发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出了千百万农民的热情，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当历史走到今天，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种地的收入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了。

    “种一亩包谷，秋播一次300元，一袋复合化肥现在要卖235元……”家住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办大原村的袁义善掰着指头算账，结论是“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