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种麦子为例，一亩地的投入要在400元，如果风调雨顺，打下来400公斤麦子，除去投入也就能挣个200元左右。如果加上人工，只能是刚够本。

    “种地不划算”，这已经是许多农民的共识。在今日中国，多数乡村的农民，青壮劳力大多都外出打工。在袁义善所在的村子，30%的青壮男劳力都外出打工了。他们打一天工，有的一天就能拿100块钱。

    今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正因为这样，不少村庄都成了“空心村”。“农民进城租住在条件恶劣的房屋，在家乡的宅院每年只能住15天。”

    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农民进城之后，必然造成一些土地的撂荒。

    在许多地方，农民私下的土地转包很频繁。但在这些转包中，双方都轻视了土地的价值。在甘肃天水某村庄，一亩地的转包，一年只给150元。

    土地不再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依靠。但他们又有什么呢？他们对土地只拥有承包使用权，而不能流转。对宅基地，他们也只能使用，因为那也不是他们的财产。因此农民所有的财产，只是服务性收入，而没有财产性收入。

    他们即使在城里舍出性命打拼，面对城里人都要望之兴叹的高房价，许多人最终只能回到乡下。而土地，依然不能养活他们。

    然而，他们所珍惜的土地，很有可能还要面临资本的虎视眈眈。正如评论者所说：“对庞大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农民只是旁观者。”“让农民‘光着身子进城’是不公平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沛英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应该会在土地流转、保障农民利益方面做一些制度设计。

    他还认为，现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让农民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的尝试，都很值得关注。

    从土地流转破题农村改革

    9月30日，胡锦涛视察安徽凤阳小岗村，承诺土地承包制度不会变，并表示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一系列信号表明，执政党将从土地问题入手，从土地流转等制度设计上破题农村改革的问题。

    长安区农民袁孝成也期盼着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他希望全会的精神能帮助他打赢因土地承包权问题引起的“官司”。

    1999年，和长安区（当时的长安县）许多农民一样，袁孝成和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期限是30年，他同时拿到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书。但2007年，村上为了留机动用地，强行收回土地要重新发包。袁孝成所在的小组30多户人家，有27户村民不同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袁孝成和另外一村民将村委会起诉到了法院。如今，案件历经多次审理，正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待二审。

    国家赋予自己的承包权怎么能这样遭受侵害？袁孝成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他期待着本次三中全会之后，自己的诉讼案件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并且期待着自己的土地能发挥出更多的价值。

    除了耕地，农民的宅基地产权，以及近年来常见的“小产权房”，也期待着在产权方面有一些更明晰的说法。

    2007年，西安市民刘女士购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地段在西安市西郊。80多平方米的房子，价值12万，平均价格也就是每平方米1000多元。虽然没有房产证，但刘女士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她来说，购买正规商品房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显然，“小产权房”因为没有经过政府征地的程序，政府没有获得利益，却符合农民的利益，但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至今没有解决。

    农民的宅基地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宅基地可以使用，但不能流转、买卖。有专家建议，应该让农民获得对宅基地完整的物权。“农民一旦对宅基地拥有完整的物权，就能使住房从死资产变成活资产，农民成为有产者，将提升农民走向城市的经济能力；而城乡能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价格信号全面发挥作用，为城市人享受乡居生活并将资金带入乡村疏通渠道；而市场信号一旦发挥作用，就将从根本上杜绝农村宅基地的浪费，空心村中的空置宅基地会重新得到有效利用。”学者李津逵说。

    无论如何，新一轮的“土地革命”有望在本次三中全会上破题。或许有一天，农民因为身份而遭遇的歧视，将被真正的市场经济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