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适逢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渐显之时，全会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为应对经济寒流的突破口，显示了党中央保增长的坚定决心，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深切关怀。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比任何时候都具有战略意义。为了近距离了解“三农”状况，寻求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对策，本报日前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华闻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察团，专程赴苏北农村，和当地的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农民进行座谈，并实地走访经济开发园区、龙头企业、乡镇村组，感受“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本报从今日起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刊发考察团成员的所思所想，以飨读者。

    弱质农业、弱势农村金融：

    谁牵制了谁？

    ■ 苏北农村调查课题组    

    当前，农村金融改革陷入困局。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和扶持各类金融机构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然而，由于这些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雷同，争夺的又都是农村中的优质客户，使得那些长期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群和组织，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推进而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是苏北农村地区落后的根源之一，也是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取得有效突破的要害所在。因此，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在于创造条件加强农业基础，积极引导产业资本有序进入农村，与当地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有效结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一定区域内培育更多的龙头企业，并以其为核心，形成相对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抓住“三农”问题的实质，改变苏北农村金融落后的面貌。

    农村金融的问题与农村面貌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部分农村地区仍然落后，这种落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而拉大。在江苏农村，不仅是苏北和苏南差距悬殊，仅在同一个地区也差距很大：一些人通过外出务工或创业的方式，成为种植能手或养殖大户，率先致富；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种种原因，一时难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分散经营、小农生产这种生产经营方式。同时，那些率先致富的农民有担保人和抵押物，相对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服务，农村金融机构也乐于和他们打交道。而那些弱势群体，首先金融需求不多（他们仍停留在小农生产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少）；其次，即使他们确实有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出于老人生病、子女入学等急需用钱的自身因素，而非出于生产的需要。然而，问题就在于，作为农民的主流，这部分亟需社会关注的、生活水平离小康尚远的群体，因自身信用条件不佳，恰恰游离于农村金融改革之外，而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青睐”。

    二是农业基础十分薄弱。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土地分散经营、农业投入低、生产技术落后、缺乏相应的经济组织牵头将分散的农户连结起来，形成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

    农业基础的薄弱使得定位于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面临生存困境。它们要么离开农村；要么寻求转型，将业务重点放在非农产业上。这种现象无疑背离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初衷。从这个层面看，没有农业基础，没有农业产业链，寄希望于在农村地区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无异于“缘木求鱼”。

    农业产业链的形成需要土地规模经营，这在苏北农村已开展了有益的探索（详见本版相关报道）。但是，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顺利实施，需要明确土地使用权。为此，一方面，要在立法环节上对土地使用权抵押作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创造条件尽快将土地使用证发放到每个农户手中。农户有了土地证还不够，还得尝试进行以下改革试验：一是可利用土地向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解决贷款难问题；二是可以凭借手中的土地证，以土地作价入股，与那些拥有资金和技术的经济主体共同组建大型农业企业，实现土地的规模和集约经营。

    土地这一要素一旦和技术、资金、人才相结合，一旦能够实现有组织的经营，其综合生产能力和产出效益将大大提升。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就可能成长为龙头企业，就会引来各种配套企业和深加工企业进驻农村，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向高效农业的转变。如此一来，各路金融资本就会陆续进入农村，农村就必将成为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重点领域，农村金融存在的各种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农业基础的加强，客观上将催生对金融服务的庞大需求。金融机构出于盈利的目的，会竞相到农村开展业务；而已在农村布点的金融机构，则因有强大的产业支撑，不仅会顺应经营环境和金融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业务结构与盈利模式，更会凭借所培育与积累的业务经验与人脉资源，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如鱼得水、健康发展。这种情况被学术界称为需求领先型金融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另一种模式被称之为供给领先型金融发展，即金融部门率先提供金融服务，引领并创造出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模式强调的是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若农业的发展以需求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则金融部门的发展以供给促进经济的发展。

    两种模式相结合，意味着农村经济与金融服务将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课题组成员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本报记者徐海慧、华闻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张薇嫣、本报实习生周思捷）

    个案分析一：“企业+农户”模式

    八旬老农：土地也流转

    ■ 本报记者 徐海慧

    8２岁老汉打工创收

    “我们这儿有个村，82岁的老人都把地租出去了，除了拿租金，他每天也去帮忙摘点菜，还能再增加点收入。”苏北某贫困县农业局一位负责人老刘颇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放在一年多以前，刚开始搞的时候，大家都不能接受，怕失地，担心价格太低，会吃亏。”

    老刘所说的，是一年多以前，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福建超大现代农业集团（以下简称超大集团）刚来该县发展农业生产基地时的情景。

    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超大集团以450斤江苏省稻谷挂牌收购价为基准，计算每亩地每年的租金给农民。此外，租地农民还可以给超大集团打工，每天工资约为20元。

    老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打工每月收入约600元，一年保守算工作8个月，有4800元，加上土地租金400多元，国家政策性补贴100多元，一亩地年收益有5300多元，而流转前，一亩地的年收益不过800元左右。

    “我们这的农业从业人员都是‘3860’部队。”老刘说，“‘38’是指年龄偏大的妇女，‘60’是指老人。因为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守家中的‘3860’本来也没什么赚钱的途径。现在把地租出去有租金拿，还能在家门口打工赚点钱，那些当初担心吃亏的村民，现在要他把地拿回来自己种都不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