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事件被定义为公共卫生事件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从人际交往角度看，“非典”事件也应引起我们对现在的居住建筑和社区建设规划的反思。

　　“非典”事件对人际交往最直接的影响反映在两个词上：一是传染；一是隔离。在医学专家们一时还无法确切地判定“非典”的传播途径和治疗方法时，人们的自身防护措施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

　　在自身防护措施方面，人群的居住形态就变得很重要了。一是公共场所的建设与规划，一是家庭居住私密场所的设计。显然，这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问题。“非典”是在公共场所传播的，人们就惧怕去公共场所，如商店、剧院、餐馆等，这可以理解，这时候，以空间开放为特点的公园、草地等，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就被突出。

　　城市公共空间严重不足

　　在城市整体规划上，尽管强调了人均公共场所的面积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是落实不力，而在一些新建小区的规划和管理上，公共场所被严重挤占。“非典”时期既能够保持人际正常的面对面沟通又能够防止传染的唯一办法就是鼓励人们在开放式的公共场所活动。正是这样的场所严重缺乏，前一个多月，北京地区的居民们无法实现一些必须的人际直接交往，其造成的效应是很不好的，比如，替代性的电话、手机短信和网络成为人际直接沟通的手段，就加剧了一些不实流言的传播，延长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慌期。

　　在一个城市中，即便没有“非典”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人们还是要有足够的公共空间来交往的。这个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数十年前就解决了，在城市建设和建筑物规划设计环节上就有切实的保障。前些年，一些地方城市主管部门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这是很有创意的。其中城市空间也被作为一种资源来规划和经营。问题是，一些规划过分单一地把城市空间的过度填充，当作是充分利用了空间资源。这是很落后的做法。

　　室内交往空间欠缺

　　就住宅开发而言，近些年来，由南到北，新的设计理念传播开来，其中就是住房内部公共活动场所的开阔。这是一种时髦。“非典”事件中很多被迫自我隔离在家的居民，更切身地意识到一个居所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在公共空间的自由随意的交往，在特殊时期尤其可贵，对增强心理承受力，增进家庭和睦，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开发商的设计，还没有把居所的公共空间面积设定到一定的程度。一些小户型居所在这方面欠缺尤其明显。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设计理念的革命问题。我们的住房设计与建设还缺少革命性的创意，在培训和考核相关人员时却少有这方面的明确要求。

　　基本需求被忽略

　　深入思考一下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张扬一种理念：中国城市的相当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开始上升，更高级的物质需求正在逐步被激发出来，比如，汽车、大居所或第二居所、环保、休闲等。我发现，这种理念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地影响到了我们很多的城市建设规划人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和设计人员。“非典”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人们的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特别是事关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求，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在这次事件中暴露无遗。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第一，在城市建设规划和开发方面千万不能有跨越式空想，而是首先着力于一些最基础性部分的加固。第二，不能脱离现在的生活水平和人们的消费预期来做基础设施的加固工作，而应该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不是在物质很匮乏、人们消费意识很差的情况下来加固基础设施的，有创意的想法和做法，一定是找到了结合的方法。

　　逆境激发创意

　　“非典”是一个突发事件，城市建设和住房规划都是以常规的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为出发点的。但突发事件往往会在我们的意识中激起创意的念头，让我们不断突破。现在还没有资料说明，在楼市方面有什么亮点出现。但应很好地考虑一下，在“非典”过去且日常生活归于常态以后的销售新策略问题，要分析一下经历过“非典”大难的人们会对哪一种核心观念最敏感，最有吸引力，最能够帮助他们在购楼时形成主要判断。千万不要以为“非典”事件对人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会很快地消失。尤其在购楼方面，他们会依据新的生活经验来形成一些新的判断，一些判断是清晰的，应该支持；一些判断模糊，需要帮助澄清；还有一些判断错误，需要纠正。在这方面，政府的建设主管部门、规划部门、房地产开发商、设计人员、市场销售者，都有很多事情可做。

　　作者：开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