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奕

　　佛堂镇距离义乌中心20公里。从义乌到佛堂，公路两边都是一排排商品房、一栋栋临街的商铺、一片片整齐的厂房，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气。这些建筑之间杂草丛生，乍一看还以为是生长庄稼的农田。这些荒地在数年前被征用为某工业园区建设用地，主要用来搞工业开发。

　　佛堂镇吴溪村的叶银生经常蹲在村口遥望这些荒地。

　　4年前的夏天，数辆推土机开进了吴溪村的地里，转眼间，近500亩即将收割的稻谷被掀了个底朝天。叶银生种了5年的1亩半桃树及9分地的梨树也遭厄运。

　　叶没有拿到土地安置补偿费，为此他还把村委会告上了法庭，不过没有结果。他原本以为，土地被征用总得干点什么，没有想到却是长着荒草。

　　叶银生的遭遇在义乌的不少乡镇都有发生。1998年以来，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气越来越大，各乡镇都开始筹备工业园区，征地运动在县级市义乌全面铺开。据统计，2001年之后，各镇有半数以上的土地被征用。

　　义乌辖地1102平方公里，其中平地面积为500多平方公里。目前，市区面积已达45平方公里，并且仍在以每年5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

　　该市某官员介绍说，由于各乡镇担心征地阻力较大，规划用地往往提前几年征好，征用面积也超出规划面积好几倍。据他估算，已征用的农地在300平方公里以上，全市所剩耕地估计只有几十平方公里。看来叶银生不必太沮丧，因为跟他同样命运的人还很多。

　　快速城市化

　　在《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中，对义乌的城市定位是：到2010年，市区人口达到50万以上，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逐步发展成为以商贸为主、工贸结合的现代化商贸名城。

　　金华市显然对隶属于自己的这个县级市“低估”了，因为在今年，义乌就可以提前6年完成“城市化”任务，用完50平方公里的规划额度。不久前，浙江省政府批准了义乌95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很快，义乌的城市规模将超过地级市金华。

　　地越征越多，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总工程师陈正强坦陈，保障建设用地需要、加快供地速度，是他们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义乌市征用土地的历史始于1992年前后。当时义乌启动经济开发区，土地只有几千元钱一亩，政府动员买地，大批经商户也完成原始积累开始回乡搞实业，诸如“浪莎袜业”等知名企业就是在那时开始成长壮大。截至目前，除了规模最大的义乌经济开发区规划44平方公里外，其他各园区均在10平方公里左右。

　　有关人士将义乌的土地利用分为几类：一是山区栽种庄稼的农田，仍在农民手中，未来是否被征用，谁也不好说；二是已经被征用而尚未平整的土地，估计是用地手续没有批下来；三是正在平整的土地，应该是拿到了审批手续，因为平整即被视为开发；四是有围墙圈起来的土地，购地者是自己开发还是再行转让，还有待观察；五是围墙内已有一些建筑物，但一般仍有开阔的空地闲置未用。

　　圈地热，不仅让农民烦恼，就连企业家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不过，一方是担心被圈，另一方是担心圈不到。

　　据义乌市工业园区开发办2003年7月的统计，已经在义乌报名买地的企业有3800多家，共需净工业用地8万多亩，加上道路、绿地、花园等配套设施，土地需求还要多2-3倍，达200平方公里，义乌可用土地将占去一半。

　　这批企业还是符合报名条件的，需要几亩地的小企业数量更多，也更没办法满足。义乌市经济发展局一名官员说，义乌全部土地被征掉也不够用的！

　　2003年8月，义乌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义乌市城乡一体化行动”，计划用20年时间做到“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覆盖、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可以预见的是，义乌更大的用地规模还在后面。

　　迅速城市化，凸显了义乌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义乌市常务副市长宋英豪说：“在1995年后，义乌的民间资本大量投资工业，土地紧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土地。”他认为上级虽然在政策上对义乌有了很多的倾斜，但是土地问题依然是制约义乌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实，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了浙江其他城市。温州、台州等经济发达地区，都已经出现了土地不够用的情况。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正在面临的新一轮经济过热，地方政府利用手中的土地资源，肆意扩张和盲目投资是根本原因。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深圳的土地资源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已经支配完毕；而毗邻的香港，开埠100多年来才开发了所有土地的20%，香港的GDP是深圳的6倍。

　　吴敬琏认为，政府配置土地资源的结果，就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发生在深圳的事情，将来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并且，政府短期内消耗了大量土地资源，也会给往后数十年的地方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随随便便就把地给卖了，70年的租金都给一块收了，这一届政府用这个来装点门面，以后政府怎么办？”吴敬琏问。

　　不二法门

　　2003年10月，义乌市区东北角的国际商贸城旁边，一块建设用地拍卖出22.5万元每平方米的天价，超过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这一爆炸性新闻足够刺激起义乌人对土地的更大欲望。

　　义乌的土地价格居高不下源自它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商品市场的积聚效应。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一年的GDP达到136亿元、财政收入12亿元。市长吴蔚荣说，义乌将继续发展小商品经济，定位在国际性商贸城市，建设成世界的大超市。义乌市政府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来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如今，走进义乌，的确能感觉到一个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开发中的楼盘，圈好的工业用地，正在铺设的宽阔道路，高档次的体育馆，随处可见。地方政府运作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钱从哪里来？其奥秘就在于土地使用权转让。2003年，在义乌100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政府掏了30亿元，这笔钱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而这笔钱在整个社会投资中却起到了“杠杆”作用。

　　应该肯定，在义乌，政府利用土地资源这一杠杆，主要通过商贸市场建设的载体，从而撬动全社会投资，加速城市化进程，整体的效果还是积极的。从政府目标来看，城市形象日新月异，地方财政充裕了，就业渠道拓宽了，政绩斐然；从企业需求来看，一大批骨干企业厂区厂容焕然一新，特别是民营企业“小、低、散”的状况得到改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于官于民，可谓多方共赢、皆大欢喜。义乌乃至浙江特有的条件，就是多年积蓄起来的强大的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力的支持，这是国内许多地方所不具备的。但即便如此，超常速度的城市扩张和土地资源消耗，也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种隐忧：过快的发展与城市化的规律是否有所抵牾，有没有可能带来某些尚难预料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三年五年的任期制与一次性收取50年、70年土地租金这样一种内在机制，是否可能进而诱发政府追逐政绩的短期行为？还有，面对伴随快速城市化的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迄今人们甚少听到那些原先作为土地主人(尽管是以农民“集体所有”的名义)的农民的声音，他们怎么看待身边这座城市的崛起，又如何掂量自己在城市化浪潮中的所得和所失？

　　显而易见，用地生财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不二法门。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说：“地方政府不做开发区几乎等于是‘傻子’。”

　　专家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仅是行政主体，同时也是经济主体。在财政压力和政绩冲动的双重引导下，地方政府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并藉此聚集方方面面的生产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席卷全国的投资热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政府自身成了最大的获益者，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则不尽人意。

　　据国家有关规定，土地投资率要求是80万元每亩，据悉浙江这样的发达省平均水平也只有40万元每亩。投资密度低就意味着抛荒，大量土地的抛荒不仅让义乌的粮食吃紧，整个浙江省，2003年也成为全国第二的缺粮大省。

　　所幸，从今年开始，浙江省全面清理开发区，开发区数量从758个减少到133个，规划面积从4562平方公里缩减到1235平方公里。浙江省还根据有关法规作出决定：对闲置一年以上的土地，要依法处以罚款；对闲置两年的土地依法收回，对闲置两年不依法收回土地的市、县，暂停建设用地审批。

　　农民叶银生不知道上头的这些动作，他觉得地荒在那里怪可惜的，今年，他打算在那100多亩荒地上种点菜。他的乡亲们早就开始偷偷摸摸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