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后，公司开始转制，诸多问题初露端倪。1996年8月30日，杭州市彭埠镇政府、镇农村经营管理站向江干区工商局出具一份资产证明，《关于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转制时资产的证明》。

    此证明显示，“经村组成清产核资小组清核，并经本镇派员参与清核和复核”，截止到1996年4月，通达建筑工程公司中“属红五月经联社集体所属资产（股权）三佰壹拾陆万肆仟捌佰玖拾贰元四角捌（3164892.4元）”，“经职工认定，职工投入股资金贰佰万元（2000000元）”。其后附有《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股东名册》，一共25人，最少入股14万，其中胡乃生入股50万，是公司中除红五月村经联社以外的绝对大股东。

    变与不变难掩经济漏洞

    虽然通达建筑工程公司已经转制，但因占有3164892.4的股份，红五月经联社在公司中仍处最大股东地位。但从1997年1日开始，红五月经联社的光芒在公司舞台上逐渐黯淡下来。

    在1997年元月，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经联社作为甲方，与乙方杭州通达建筑公司经理胡乃生个人，签订《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承包合同书》。其中甲方代表是时任村书记周鹤法，乙方胡乃生在当时还顶着村长头衔。

    合同中包括，“经杭州通达建筑公司董事会研究确定，推行以胡乃生为代表的全权经营承包，对村经联社所属股份实行定额上交的办法”，并决定“企业在九六年底由甲乙双方核定甲方投入资产股权总金额为3164883.5元，量化给职工107万元，作为乙方职工分利，其余2094883.5元作为应交甲方股利的股份”，“乙方每年定额上交甲方股利251386元，每月上交20950元”。该股份制企业期限十年，该合同有效期为五年。

    时隔两年，1999年12月30日，“红五月村委会、彭埠镇人民政府”竟向“彭埠镇人民政府、江干区人民政府”递交这样一份《资产界定意见》，“经浙江经济事务所评估，出具浙经评字（1999）年11号资产评估招告书，企业净资产为16580153.66元。为表彰胡乃生同志在任经理时的工作上积极，将其中590万元奖励给胡乃生为代表的企业”。

    同时，浙江宏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的《验资事项说明》中，如是说，“根据董事会决议，红五月村集体股权，其中590万元奖励给原公司经理胡乃生，余下的316.5万元和原洪朝霞等23位股东持有的股权74万元转让给王跃伟等12位新股东，另新股东增加投资479.5万元”。

    针对590万奖励，胡乃生对记者如此答复，“1996年到2000年，公司账面上多出590万，并不全是现金，还包括公司所属房屋的增值、折旧等，对于这590万的归属问题，我是公司法人，名义上归我，实际上是不能分的，可以说，这个钱不是钱。”

    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董事会决议在2000年6月22日通过，“增加个人投资资本为479.5万元，转让资本金390.5万元，增加奖励给胡乃生590万元，原投资股保留50万元”。6月30日，《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股份转让及增加个人资本金明细表》，其中公司1510份股份中，胡乃生持760份。

    关于股份问题，胡乃生解释说，“公司逐渐壮大，需要增加股份，有些人资本不够，就放在我这里或者其他董事那里，一起买股份，可以说，我的股份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

    316.5万随意抵债

    2000年6月30日，红五月村委、经济联合社与胡乃生、张建华、王跃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前者代表为时任村支部书记吴九松。该协议称，“经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同意将红五月村在1996年8月底清理集体资产后，投入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的316.5万元股份，转让给胡乃生163万元，张建华60.5万元，王跃伟93万元。”

    在这之前，2000年1月1日，还曾有一份《协议书》，甲方为彭埠镇红五月村，乙方为“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胡乃生”，协议中不仅有“原乙方企业系股份合作制企业，由村与企业职工共同投入，现双方同意将该企业转变为全部由社会个人投入的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包含“原甲方投入给乙方的资本3164483.50元由甲方收回（资金从甲方欠乙方的建房工程款中抵扣）”。协议最后，甲方代表有时任村书记吴九松、副村长洪培璋、会计汤彩伟，乙方董事长胡乃生没有签字。

    对于3164483.50元（以下变更为316.5万），红五月村委会提供两张收据，一张收据填开日期为2000年6月30日，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收到红五月村316.5万转账，内容为“收回祥发工艺品厂工程欠款”；另一张收据在2000年8月30日，红五月村收到杭州通达建筑工程公司316.5万元，内容为“收回对企业投资款”。

    6月末，红五月村向通达建筑工程公司转出316.5万，8月末，红五月村又收到该公司316.5万元，“316.5万元”缘何转来转去，最终还是留在通达建筑工程公司？